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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五月刚刚过去的日子发生了很多大事,其中一是北大120年校庆,一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刊发旧文两篇,一是悼念汶川失去的生魂,一是悼念北大逝去的英魂。
 
大学校长的蜕变
 
中国教育问题重重,当下几乎被国人万炮齐轰。大学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而大学校长则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总是想起当年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柏龄等人,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就没有这样一些给大学以精神的校长呢?
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也是有苦难言。他们虽是堂堂一校之长、法人代表,但是在自己的校园内究竟能有多少作为,是说不清楚的。
首先,每个大学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与校长是什么关系?没有人明确知道,不像校长与副校长、校长与处长,那种关系是十分明确的。中国大学法规定,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可见,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大学的最高领导是党委,党委书记是党委的召集人和党委会议的主持人,对于党委会议具有首席长官的地位。有些书记常常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大学的第一把手。然而,书记却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人地位。于是在中国大学就出现一个滑稽的现象:书记排名一般在校长之前,但对于大学却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校长不是第一把手,却要对大学全权负责。校长在这个法律框架下,与书记的关系就比较暧昧,无法较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校长心里没底。校长与书记之间的权限和义务常常是由个人的能力或性格来决定,而非由法律或法规来确定。有些大学里是校长领导书记,有些大学是书记领导校长,有些大学或而校长领导书记,或而书记领导校长。这是中国大学特有的风景。
其次,中国大学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大学里的基本事务都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指令执行。比如,每个大学每年的经费,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名额,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的比例)的编制,博士后的人数,等等,都是教育部的计划安排,铁板钉钉,大学不能越雷池一步。国家“985”计划之后,有大量的教育经费转变成教育部的项目基金,让各个大学去竞争,其实是让大家去搞“公关”。所谓评委专家,也是教育部指定的,最高权力实质上在教育部手中。甚至学术和教学评奖,也是教育部分配名额给各个大学。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只是教育部这个“磨”上的一头“驴”,睁着眼是这样走,闭上眼睛也是这样走。因此,中国大学里的一些“怪事”其实一点也不怪。教育部的领导,不用说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就是一个处长、副处长来到一所大学,也是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大学校长们能奈他们几何!
此外,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党、政、军各个部门一应俱全,除了教学科研的行政机构例如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等以外,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武装部等,安全保卫、道路交通、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居民委员会等等亦有常设机构。学校每个人员的生、老、病、死也依赖学校,还有附小、附中、医院,加上校办产业、公司宾馆等等。所有这些部门每天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其工作量可想而知,每个大学校长无不对此感到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至于每年的大学招生、毕业生就业,教师的职称评定,干部的考核升迁,这都是学校的核心工作,校长们不仅要在媒体登台亮相,激情演讲,比试魅力,还要像居委会的老太太,春风化雨,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征地造“大楼”,引进人才,制定规划,等等,等等,无不让人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大学校长的境况是何等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学者肯定不愿蹚这个浑水。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会用于科学和学术研究,而不会消磨在这些繁琐的事务上。至于用大学校长的头衔来谋求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虚名(例如“院士”等),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一个有抱负的教育家也不会担当,因为他深知这样的环境和情况只能无所作为,不仅让他的满腔热情化为乌有,还会使他的英名毁于一旦。真正的学者、科学家和教育家自动出局,那么,大学校长其余的人选就可想而知了。
当下中国的大学校长,因此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一个“官”。一个在仕途上有追求的人,可以由此而获得副部级、司局级的官位,因而可以获得相关的利益,而其他的理想、抱负则无从谈起。而一个官员来做大学校长,却会获得很多官场之外的好处,例如“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的名头。当然,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确实有人在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年华。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学里“蔡元培”们已经不见踪影,举目皆是文臣武将。
对于中国大学校长的清醒认识,可以让我们对于很多事件释怀。比如,为什么很少见到大学校长们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虽然作为一校之长的大学校长实际上无所作为,但为什么人们趋之若骛,梦寐以求?为什么唱唱流行歌曲却成为著名大学校长的一种政绩?……
浮在表面光怪陆离的现象,反映出中国的教育灾难之深、之重。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危机意识,不下决心进行根本的制度性改革,培养尖端人才只是梦想,强国之梦更是个肥皂泡泡!
 
2009年6月18日于燕南园,刊载于2009年7月28日《科学时报》
 
大学里的“大楼”
 
汶川特大地震给我们心灵最深的创痛,是因校舍倒塌造成大批花季少年失去生命。据最新统计,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死亡和失踪的中、小学生达5335人。人们由此直面了中国教育触目惊心的内伤,并发出了最强烈的责问。少数在巨震中没有倒塌的学校,负责基建的人们受到英雄般的礼赞。然而,这个现象并不表明,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校园基建中的腐败。平心而论,校舍的倒塌除了腐败,还有教育经费不足等其他原因,而这些正是中国教育更深层次的问题。震后正在重建的校舍,也许绝大部分建筑质量都得到可靠的保证,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教育问题就永远消失了。因为,教育毕竟不是造房子。校舍基建中的腐败,仅仅是中国教育问题的冰山一角,九牛之一毛矣!
汶川地震的中心地带没有大学,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大学校舍倒塌的现象。我们的大学似乎逃过了一劫。其实我想,即使这种特大地震发生在大学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屹立在中国大学校园之内的高楼广厦虽然不能毫发无伤,但也不会像汶川的中、小学校舍那样不堪一击。说实在话,我们的大学现在恐怕只剩下这些“大楼”了。
梅贻琦说的“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现在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可是,在当下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大师何处寻?活跃在坊间和媒体上的几个“大师”,除了在这种交互利用的运作中彼此获取各自的利益,实在乏善可陈。随着“五四”一代学者的逝去,我们不无无奈地说,真正的大师几乎与我们的大学绝缘了。大师没有了,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除了“大楼”还有什么?于是,颇识时务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把造房子当作了安慰自己的主要辉煌政绩。办学规模,基建面积,硬件设备……这些是教育成果最容易数字化的东西,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通货。中国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与造“大楼”成了同义词。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当代中国大学校园基本建设的成就和贡献。没有“大楼”,也不能成其为大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大学里的楼堂馆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一砖一瓦、一石一木,绝大多数都凝结着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血和汗。为了教育,为了孩子,为了祖国的明天,国家和人民为大学里的“大楼”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比起当年土墙茅顶的西南联大,今天中国大学的校园,不用说“985”、“211”之类大学,甚至地市一级的专科学校,也可说是鸟枪换炮、天上人间。当然,论到校园里的精神、思想和学术创造,我们又会尴尬无比、无地自容:昆明荒郊野外的那几幢草房,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神仙居、凤凰巢,那里大师云集,才俊辈出。而今天我们大学的琼楼玉宇之中,人们依然忙忙碌碌,在做些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校园里没有了大师,只能再说说“大楼”。用人民血汗、国家财富建造的“大楼”是些什么样的建筑呢?观察一下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新建的“大楼”,我们也会心潮难平,无限感伤。
首先是豪华。矗立在中国大学校园中的最新建筑,豪华是基本特征。从外表看来,它们的堂皇明丽几乎与域外的大银行、大酒店甚至总统府一类无异。始作俑者也是北大、清华这些从国家和企业募集到大把银子的大学。北大前几年在校园内建造了一座相当于六星级的大酒店。以我的一孔之见,这大概是全世界大学校园中最豪华的酒店。我不知道建造这个酒店的理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与大学有关系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住这样的酒店。大概王公贵族、国家首脑、亿万富翁们是经常光顾这里的常客,可他们与大学有什么关系呢?清华的南校门排列着庄严气派的楼宇,简直就像一条金融街。还有的大学校园中的摩天大楼,仅每年维持的费用就高达2000多万人民币!这些“大楼”的豪华外表,无非向世人招摇两点:暴富和俗陋——它们正是天生的一对。
其次是丑陋。作为反差,在我们大学校园里,还经常见到一些极其丑陋的“大楼”。就像行走在一个刚刚摆脱贫困的小镇一样,我们看到暴发户与破落户比肩而立,玻璃、马赛克的小楼与路边臭气熏天的茅厕同为街景。在我们著名的学府中,风景如画的湖光塔影旁边,一定造一座火柴盒的水泥物件与之交相辉映;图书馆必须盖成庙宇的风貌,以显得古朴庄重;高高的西洋主体建筑上,覆盖着中国古代的大屋顶,宛如一个穿著西装的汉子顶着一片瓜皮小帽,那模样让人在感到鄙俗之余,还留下一点滑稽;好端端的大快墙面反贴着洁白的瓷砖,着实让人们联想起大街上的公厕……还有些坐落在不伦不类之处的雕塑,其形之丑,其狀之怪,无与伦比,不堪入目,过往人们无不为之侧目、愤怒,而校方却置若罔闻,或者堵你一句:不爱看就别看!
当然,更多的是平庸。绝大多数的校园建筑,或与政府机关一致,或与企业商厦雷同,或与居民小区无异。有的简直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总而言之,这些建筑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大学。建筑质量不佳也是普遍现象,经常几年之内就要加固、重建,校园常年成为建筑工地。
中国的大学校园,原来有非常美丽的景致。例如北大(燕京大学),清华,厦大、武大,等等等等,风景之美,令人心醉。如今,外地来京旅游的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北大、清华校园游览。他们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建筑,感慨万千。基本上是新不如旧,今不如古。校园的景观,没有整体的协调,只能成为分割开来孤立的景点。北大除了未名湖周边是国家文物保护区,校园已经满目疮痍,而且永远也难以恢复了。
说来很有意思,中国的政府官员,尤其是一方大员,一般都喜欢造房子,搞基建。当今大学之风与此颇为一致。有人说,造楼就有人发财致富。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在投入巨额资金之下,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连“大楼”都造不美呢?大学的官员们频频出国考察,如同探亲。国外的大学校园,至少发达国家的大学校园,建筑的风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和谐、协调的,因此都很美,像斯坦福、伯克利,等等。为什么我们大学的官员们对此熟视无睹?他们的视觉为何没有感受?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
实际上,上述情形表明我们的大学缺少一个关键的东西,一个灵魂。
中国大学的所有问题实质上都指向一个核心的问题:它们在根本上还不是现代大学。(见韩水法:《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个缺乏现代大学观念和管理机制的大学,就会背离学术创造、即思想和科学创新的根本原则,如同一个不念真经的和尚,偏离了正道,走向了荒诞甚至邪恶。因此,大学里的那些“大楼”,其紊乱、怪诞的形态,恰恰显示出中国教育千疮百孔的斑斑内伤。
今天,正值汶川特大地震周年之祭,我们在为消逝在垮塌校舍下面的年轻生命哀悼之时,也深深感受着中国教育的刻骨铭心之殇。
 
2009年5月7日于燕南园,刊载于2009年5月12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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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

章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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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99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和荷兰莱顿大学访学。最初对西方美学发生兴趣,后来用力于哲学解释学甚多。1994年转入中国古代思想研究。近期发表的《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探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这一重大问题,并试图论证处于历史巨大转型期的秦汉时代,其思想、学术、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在根本上都受到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思想的支配。这个理论实质上至少重构了已有的秦汉思想史研究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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