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的两位美学老人

——纪念朱光潜宗白华逝世十周年

与友人闲话时，提起了宗白华先生去世时的情境，忽然又想起朱光潜先生。掐指算来，今年正是朱光潜、宗白华两位美学老人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的算法，今年也是他们百岁冥寿的日子。十年来，我一直想写点关于两位老人的什么，不仅仅是表达我对他们的景仰，还有一些淡淡的印象，以及漫无边际的遐思。这种在心底里的深深的躁动，甚至在我对美学以及整个学术生涯感到绝望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所以，在这两个“周年”到来之际，下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

我和两位老人生前几乎没有交往，与朱先生只有一次很偶然的谈话。那是1983年国庆节前的一个傍晚，我正坐在俄文楼前的长椅上出神。燕园的傍晚是很美的，尤其是秋天。由于放假，校园里少了一种平日的喧闹，显得异常安静。明丽、华硕的秋色，在黄昏时最动人地展现出来。这种只有在古典油画和音乐中才有的宁静和美丽，常常让我无声地惊赞、陶醉。不一会儿，从六院的路上走来一位拄着拐杖、身材不高的老人。他一边走，一边不时挥着臂，象是在做什么运动。我一看就认出来是朱光潜先生。老人比划了几下，然后走到我的身边坐了下来。我禁不住和他搭讪起来：“您是朱先生吧？”“哦，是，是。”他回答。

于是，我就问起了一些美学问题和相关书籍。他谈了一些看法，说了一些书名，还要我读一下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中的地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完，他就告辞，说要回去了。我扶着他站起的时候，感觉老人的体重比他瘦弱的外表还要轻。他连说“谢谢”，便沿着小路，向燕南园踽踽而行。暮霭中，秋风吹起几片黄叶，我似乎有一种老人要飘起的感觉。目送老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顿时升起一种若失的怅惘。自那以后，还不时在燕园的路上遇见过朱先生，但再也没有交谈过。86年初，先生去世时，我不在北京，遗容也未曾瞻仰。

与朱先生不同，宗先生生病住院时，我和几个同学都参与护理。记得在校医院三楼的病房里，我们的脚步声，在寒冷的冬夜里惊醒了值班护士，还挨了几声斥责。宗先生去世的那个下午，我们刚把遗体抬到太平间，李泽厚和张瑶均先生匆匆从城里赶来。他们还不知道宗先生的具体病情，探望变成了奔丧。然而，我与宗先生却从未谈过话。在未名湖畔，从春暖花开，到草木摇落，我无数次见过宗先生在悠然漫步。那神情，怡然，自然，若有所思，真是不胜言说。而我却始终没有冲破那种无名的心理障碍，去和他交谈。我知道，读他的“散步”，已经读到他的思想、他的诗情，然而，交谈中特殊氛围的体验，和随机所及的话语机锋的了悟，则是任何书籍所不能替代的。

第一个把朱、宗二先生相提并论的，大概是李泽厚为《美学散步》所写的序：“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学贯中西，造诣极高。但朱先生解放前后著述甚多，宗先生却极少写作。朱先生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先生是抒情的；朱先生偏于文学，宗先生偏于艺术；朱先生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十几年来关于两个先生的评述，大体上未超出过这两段文字。可是，且不论朱先生对陶渊明诗品人格的追求仰慕，一辈子身体力行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从宗先生对康德、莱辛、温克尔曼、歌德、席勒、罗丹，以及西方现代画论的翻译、介绍，大概就不能笼统地说他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

不过，两位美学老人的人格特征和留给我们的精神的、学术的遗产，显然具有不同的特点。

朱光潜先生在中国当代美学大论战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家之言，即“主客观统一”说。这种认为美既不在心、又不在物，而在于心与物之交汇融通、形成一体的观点，与早年朱先生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在30年代、50年代，还是80年代，朱先生在为自己的理论辩护时，始终坚持一个简单的审美事实，即我们在审美中观照的对象，已不是“物”，而是“物的形象”。早年支持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论”，后来他用列宁的反映论原理来解释，最后，他又转向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他晚年花大力气重新翻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就是企图在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找到他观点的最终依据。这种带有西西弗斯精神的努力，常常为当代的学人叹息不已。然而，最为可悲的是，在这种叹息中，又无意抹杀了朱光潜美学这一核心命题的真正意义和合理内涵。

20世纪西方层出不穷的美学流派，象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完形心理学（格式塔）、解释学、结构—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等，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拒斥美的客观自然性，也反对美的主观任意性，他们都在主客观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关联方式。这与朱光潜的美学观念，无疑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有趣的是，朱先生的关于“物”和“物的形象”的区分，与维特根斯坦的“兔鸭图”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我们现实的活动中，每个人对外在事物的观察方式可分两种类型：“看”（see ）和“看作”（see as）.“看”表现了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物的视觉印象，比如，我看见了大海。“看作”表达的实际上不是直接的视觉印象，而是用概念对视觉印象进行解释。比如：

对这个图，人们可以说它是鸭子，也可以说它是兔子。两者都正确，但不能同时成立。问题在于不同角度。角度就是概念。当我们从鸭子概念出发，看到的就是鸭子；从兔子概念出发，看到的就是兔子。当我们没有兔子和鸭子的概念时，我们会把它看作其它东西。在这里，争论的本质在于不同的概念，而非事物本身。概念思维和视觉形象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朱光潜先生的“物的形象”，实质就是被“看作”的形象。它是在一种感知方式下的物的外观，而绝不是物本身。

朱光潜先生美学理论所包蕴的观念和内涵，无疑是与20世纪西方的学术潮流相互应的。这当然与他早年长期游学西欧相关，但更与他的学术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有关。早年他对尼采和克罗齐的追随，以及他的《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著作，充分显示了他学术兴趣的现代性。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还包含了一种学术内在尺度的意义，至少是对古典学术的一种超越。与古典学术的思辩特征相比，20世纪的学术更是经验的、实证的。当然，现代性也绝非是对学术理论的唯一评价。同时，我也不认为朱光潜先生对美学问题、尤其是对主客观问题的思考，具有与20世纪西方哲人同样的高度和深度。但无论如何，他对学术的这种现代意识，不管是自觉不自觉的，都是当代中国美学界所绝无仅有的。

与朱光潜先生不同，宗白华先生终生没有、也无意提出美是什么的理论。但是，宗先生对西方哲学、美学的了解，应该说是古今贯通的。他发表于1917年的处女作就是《萧彭浩（叔本华）哲学大意》，后来不仅有专文《读柏格森“创化论”杂感》，还多次论及尼采、怀特海等人。甚至在晚年还有萨特和罗素哲学的笔记。他在大学讲授过“西洋哲学史”。纵观宗白华一生的学术活动，溶入他思想深处，或者说为他所认同的，我认为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尤其是康德的哲学、美学。这不仅从《判断力批判》中译本，和《康德美学思想评述》、《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等文字中，看出他对康德学术的深厚功力，同时在《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形而上学提纲》等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他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也都源于康德。

如果宗先生仅仅是作一个哲学史教授，或者象朱光潜先生那样，试图提出自己的美学观点，建立美学体系，这种德国哲学、美学的古典情结，就会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宗先生的独特性在于，他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和精神与中国古典艺术的诗情画意融汇一体，建构了一种观照艺术、甚至学术的独特方式。德国古典哲学中精深博大的宇宙本体境相，邃密的逻辑和玄奥的思辩，与中国古典艺术中圆融悠渺的意境，晦明若隐的世界形象，灵气飞动的生命意趣，交相辉映，形成了宗白华先生独特的精神世界的背景和底蕴。这是他后来进行学术和艺术活动的一个坚实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的一切学术和艺术活动，都展现出一种新的境界。即使是对西方艺术，从古希腊、文艺复兴，一直到歌德、甚至毕加索，他的理解，都具有异常独特的地方.他的《流云》小诗同样是这种独特的精神世界的产品，充满了德国古典哲学和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魅力和情趣。

但是，最为可贵的是，宗白华先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中国古典艺术——诗、画、音乐、雕塑、书法、舞、园林、建筑等的独创性研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学理论体系，从而成就了他在这个领域无与伦比的一代宗师地位。这一点，冯友兰在40年代就对人说过，中国真正构成美学体系的是宗白华。（见《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第14页。）宗白华先生对中国美学的突出贡献，我认为是，他在中西哲学、艺术、文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湛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把中西艺术的方法论差别，上升到哲学和宇宙观的高度。这些思想和观点，集中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文章中。他的这些极精微的思想以及其方法，在中国美学的研究和建设上，不仅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而且展现了极高的境界。与朱先生一样，这在20世纪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从外表看，两位先生在人生态度上大同小异。但朱先生被认为更积极入世，而宗先生被认为尚旷达逍遥。其实，朱先生自己多次说过，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到晚年的《谈美书简》，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贯穿始终。陶渊明的诗格人品，为朱先生终生仰慕：“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见《诗论·陶渊明》）而宗先生在早年的《说人生观》中，则批评了“旷达无为派”和“消闲派”，认为他们“于人世责任，有所未尽也”。他提倡“超世入世派”：“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大勇猛，大无畏，其思想之高尚，精神之坚强，宗旨之正大，行为之稳健，实可为今后世界少年，永以为人生行为之标准也。”（《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25页。）这与朱先生的“出世入世论”几乎如出一辙。从青年时期的宗白华来看，他确实是身体力行了的。晚年的“散步”，当然与此不太协调，但这其中的变化，有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也是一言难尽的。临终前的几天，宗先生在病床上对他的学生林同华说：“我感到无比的惭愧，我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见《宗白华全集》第四卷，第765页。）这一方面表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胸襟和风范，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宗先生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两位对中国美学作出奠基贡献的学者，不仅生于同一年，也死于同一年，这似乎是偶然，但更有点宿命的意味。当然，北大是幸运的，两位先生的大半岁月是在北大度过的。他们留给北大的，除了文字的财富以外，还有在一代人心中言行身教的高风亮节。这后一点，则是北大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在当下的学界，她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学术本身。

囿于学养和识力，我对两位美学老人，只能写出如此感想。记得作家宗璞写过一篇优美的散文《霞落燕园》，记述北大逝去的一些“文曲星”。可惜，我没有作家的才性，只能笨拙地表达我的追怀和仰慕。

作于1995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