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基于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而她对于青蒿素的认识和发现源于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的启示和灵感，因此，屠先生在获奖仪式上的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多次提到中医药对于人类的贡献。从这一段叙述里我们提取的关键词是：诺贝尔奖、青蒿素、中医药。结论很明显，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屠呦呦先生的科学贡献具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的问题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知识所蕴含的现代科学价值，也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给予科学家的直接灵感，而是从思维和想象力的层面，来讨论本土传统文化与科学家创造性的问题。

1、

还是从诺贝尔奖说起。

据科学史研究者的研究和统计，现代世界上一般建国后35周年左右，就会有自己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要说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至今已经66年，结束文革动乱也已经40年了，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中国人只有屠呦呦一人。这样来看，中国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家的创造性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诺贝尔奖只是一个标志。中国现在的科学研究的水平，在总体上是比过去提高了，但是，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就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来说，中国已经与美国和欧洲、日本差别不大。这里关键的还是科学家自身的素质问题，是科学家本身有没有进行科学创造的内在条件。一个要在科学上达到顶峰的中国科学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这正是钱学森“大学之问”关键所在。

追朔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的教育历程，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的思考。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杨振宁先生及其同代人的教育经历，会发现一些被人们习惯所遮蔽的极为重要的东西。

杨振宁1922年出生在中国合肥。由于闭塞，直到六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杨振宁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但是父亲没有专门对他进行数学训练。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杨振宁能够背诵《论语》和《孟子》。这种学习和训练，在今天的家长看来，似乎是文不对题，浪费时间。然而，这种训练对于杨振宁来说，可谓受益终生。抗战期间，杨振宁进了西南联大读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包括陈省身等人。1945年杨振宁进芝加哥大学跟费米（Fermi）学习。后来，杨振宁在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Teller）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有意思的是，1926年出生的李政道，也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然后去美国留学跟随名师深造，最后在科学研究中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他的青少年时代曾在东吴大学附中就学，受到过传统中国文化的严格训练。他在芝加哥大学注册研究生时，说明自己曾经研修过孔子、孟子等人的著述。2002年5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李政道的作品《物之道》和吴冠中的作品《生之欲》左右对称地摆放在展馆门口，成为展览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他们各自独立创意的作品，其艺术表现形式竟然像双胞胎一样，出现惊人的一致，激情与对称相互交融。他们的作品轰动了科学界和美术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政道说，他研读屈原的名篇《天问》，发现这是大诗人用诗的形式写就的宇宙学论文，屈原在2500年前就在诗中巧妙运用了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对称性原理，提出了地球是圆的，可能是个东西、南北不一样长的扁椭圆球体。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李政道先生对于屈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有着精深研究的。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

杨振宁、李政道的教育过程，基本上是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共同经历。例如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严济慈、牛满江、周培源等，他们的启蒙教育几乎都是读“四书五经”，然后接受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教育。而那一辈人的所达到的科学高峰，至今还令现在的中国科学家们景仰。

现在我们不得不谈到这个现象：

这些读“四书五经”进行启蒙的中国孩子，后来在科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有的居然获得了诺贝尔奖！

为什么读“四书五经”的中国孩子能够在科学上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成就，而现在从小就进行数、理、化强化训练的中国孩子，却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提出这个问题仿佛非常荒谬，似乎背离逻辑。现实的状况也是，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位家长，能够像杨振宁的父亲那样，为了孩子将来在科学研究上的前途，花大力气让孩子苦读、背诵《论语》、《孟子》这样的“古董”。但是，深入地思考一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必然性的东西？中国后来的科学家，在素质上所缺少的东西，与这些“古董”有没有关系？

2、

美国物理学家戴森（Dyson）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其实，杨振宁思维的神秘之处不仅仅在于数学。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Samios）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杨振宁的研究，在思维和方法上有一种非常美妙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那些西方科学家所不具有的。

杨振宁也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一个非常优美和深奥的创作”，它不是根据实验结果得出来的。爱因斯坦直觉地想到，物体在宇宙中受到重力的拽拉，可以看作是周围时—空结构的弯曲。他用已有的黎曼几何来描述他的新理论。后来，星球发出的光线接近太阳时因重力而弯曲的实验，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近期的引力波实验更是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这里最重要的是一种科学发现的能力，其中，想象力无疑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

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如何能够获得这种能力，就会获得科学发现的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就会达到科学发现和创造的前沿和顶峰。这种能力，往往也是西方科学家所不具备的。

在科学创造的尖端和前沿，一个科学家的状态，与世界奥林匹克体育竞技中的运动员的状态是相似的，或者说，是接近的。在体育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科学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经过一般的训练，每个人都能够挖掘自身的潜力，提高自己的体育运动水平和能力。训练与不训练的结果是大不一样。比如说，非洲国家的黑人运动员不能像美国的黑人运动员那样创造出奥林匹克的新记录，主要是训练上的问题。但是，在人人都能够达到自身可能的水平顶峰之后，超越出所有人的最后高度，那种能力是置根于一个人生命之中的、与本能非常接近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能够被训练出来的。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尽管美国具有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具有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在白人中无论怎样也培养不了约翰逊、乔丹、刘易斯、乔伊娜、霍利菲尔德、泰森这样的运动员和拳击手；同样，黑人中可以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但却少有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每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几乎都经过祖父母、父母亲等几代人的过程。在一些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像莫扎特这样的音乐天才，是来自音乐世家。中国过去有梨园世家、杂技世家，泥塑世家，甚至打铁、裁缝、中医等，都有家传、祖传之说。

还有一个例子。中国智障少年指挥家舟舟（胡一舟）身上表现出来的音乐才能，就是我所说的这种天赋的、本能的东西。舟舟的智商只有30，连一般的数数和加减法都算不清，但是，他却能够出色地指挥交响乐队。据报道，在访问台湾的演出中，一次排练后，他就能够适应台湾交响乐队的排序，准确地点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声部。当长笛的声音要出来时，他自如地高举右手，五个指头准确地随着长笛颤音做出波浪般灵活的颤动，这些动作都是他自己发明的。他不懂乐理，不识乐谱，但是，他懂音乐，他对音乐的理解是最单纯、最本质、也是最本能的。他对于音乐的感受，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天赋的、遗传的。当然，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把这种天赋诱发出来了。但是，决不是这种环境“培养”了他的音乐才能。

同样，在科学的领域内，经过初等和高等教育以后，基本掌握了关于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在进行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最后冲刺过程中，要达到最高的水平，就必须有一些超人的东西表现出来。

那么，中国科学家的超人的东西——素质，是在何处呢？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Alfred 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提出假设：不同文化中是否具有像生物世界里基因（Gene）那样的基本而又齐一的“文化基因”？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把这些可以交流传递的文化微观单元称为“特征从”（Trait-complex）或“行子”（actone）。1976年，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杜撰了一个新词“Meme”，用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同时又带有“模仿”（mimic）的意思。立即在学界广泛传播。后来英国学者Susan Blackmere出版了The Meme Machine，认为Meme与生物意义上的基因一样，其功能和作用可以和基因类比。在她看来，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Meme复合体。1998年在Symposium on Memetics国际会议上，荷兰学者提交论文为Memes are also Interactors ，认为Meme与基因类比，它不仅像DNA是复制器，而且也像RNA是中间媒介（Interactors）。【1】而英国学者E.O. Wilson也提出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观（Gene-culture co-evolution）。

人类对生物遗传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发现了生物遗传基因（DNA），证明它是生命系统的决定因素。人类对文化同文明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至今对于文化基因尚无明确的界定和公认的定义。尽管如此，现在的文化人类学与生命科学的很多学者都认可“文化基因”的说法。概而言之，文化基因是指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非生物基因，主要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

如果说，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产生，是与他的遗传基因相关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民族，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的产生，也必须具有来自母体——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应该说，得到这种遗传基因中最好的人，就具备了最好的素质，也最有可能成为科学的巨人。中国科学家，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在整体上必须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以上推论，对杰出中国科学家之所以成功或许是一种解释。中国科学家，必须在自己母体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才能够达到科学创造的巅峰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读“四书五经”的中国孩子，后来能够在科学上能够达到如此卓越成就的原因。

也就是说，从小接受“四书五经”这种传统教育，对于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来说，不是浪费时光，不是个人爱好，更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一种必备的基础教育。

3、

“文化基因”不仅是自然科学家原发性创造力的基质，也是一个民族所有原发性创造活动的基质，同时，更是一个民族成员成为伟大人物的基质。

为什么从小就进行数、理、化强化训练的中国孩子，在整体上却无法攀登科学的顶峰，不能在科学发现和创造上成为巨匠，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这些孩子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之间出现了断裂。实际上，出身于任何民族的杰出科学家，都应该得到他们自己母体文化的深厚的滋养。爱因斯坦对于斯宾诺莎有精熟的了解和研究，海森伯深入研究过希腊自然哲学，康德先是一个著名科学家，后来才是伟大的哲学家。同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其根源大概也在这里：他们没有遗失自己的文化基因，得到母体文化的滋养和培育，没有与母体文化断裂。

与科学界萎缩、退化的状况同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甚至文化艺术界也是这样。就整体而言，现在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时代的老一辈学者，仍难望其项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些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成了不可企及的大师和学术巨人；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顾颉刚、翦伯赞、陈康、洪谦、宗白华、王瑶、王力等等，仍然是各学科中膜拜的偶像。历史让他们成为幸运者，后来者则反成了铺垫和陪衬。

因此，面对中国当前出现的科学、艺术、文化萎缩、无序的危机，必须回到文化基因的层面来进行深刻地反思。是否可以说，当前中国思想文化萎缩、失序，主要是因为它“无根”。这种遗失文化基因的“无根”文化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基因的遗失主要是由我们对传统文化主要文本的陌生化造成的。就是说，一代新的读书人与传统文化“书面文本”在整体上的隔膜和断裂，是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萎缩和无序的真正根源。

文化基因不仅与思维的原发性创造力相关，与艺术想象力相关，还与根本的价值观相关。如果一个科学家仅仅把科学研究当做谋取名利的手段，没有对于科学的献身的精神，没有执着追求科学的激情，也不可能成就为伟大的科学家。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也是根源于民族的文化基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过激的批判态度。在教育方面，传统文化比重极小。这种教育，加上不断地反传统文化的运动，造成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隔膜。同时，中国大陆科学研究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蜕化，这种学术、文化、艺术的整体性倒退，与中国社会在经济、道德、观念上目前出现的混乱、无序状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社会由于遗失文化基因的“无根文化”所滋生的种种表面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从“根”源上进行，把我们的文化之根与创造之果链接起来。

因此，中国教育必须有大战略，必须从根本体制上进行改革、建构，必须从制度上切切实实落实传统文化教育，回复中华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才可能有人才辈出的辉煌景象，民族复兴才能够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