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虚无主义之诞生

——写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

章启群

什么是虚无主义？

根据词典，虚无主义源出于拉丁文nihil一词，为德国哲学家雅科比(F·H·Jacbi 1743—1819)在《给费希特的信》中首先使用（德文为 Nihilismus）。19世纪欧洲的虚无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俄国激进的社会虚无主义。一部分俄国民主派知识分子自称为虚无主义者，以此表示他们对农奴制度、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等的批判态度。在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中，青年激进派以虚无主义者自居，表明与父辈公开决裂，展示出平民知识分子的无神论的否定精神。保守派则用虚无主义这个词来辱骂和攻击民主派，一部分政客文人以此来攻击革命民主主义者，指责他们否定一切道德原则。此后虚无主义一词得到广泛传播。另一种是形而上的虚无主义。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吸收佛教断绝“我执”的思想，否定“生的意志”，也被认为是虚无主义。尼采继承了叔本华关于世界“无意义”的观点，但反对泯灭“生命意志”，并给予虚无主义以“重估一切价值”的积极推动。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对于基督教道德产生危机的克服，是“站在善恶彼岸”的“超人”摆脱人道主义（肯定人的本性永恒不变）幻想的阶段。

然而，在尼采断言“上帝死了”的影响下，后来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思想。19世纪末的颓废虚无主义，在20世纪初被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所代替。他们认为，在失去生存意义的情况下，人们不再相信历史向美好未来演进的承诺和顺利发展的保证。20世纪60～70年代初的虚无主义风潮，意在打破人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链条，打出大胆创造、解放生命力量的旗号。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号召人们“彻底否定”现存秩序，鼓励破坏性冲动和“揭掉面纱”的欲望。这些虚无主义者特别贬低科学理性和客观规律性以及集体主义精神，鼓励放纵本能的欲望以及极端个人主义。后来，虚无主义的痛苦成了“迷惘的一代”的思想基础。在文学界，卡夫卡、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等，破坏了传统的文学形式，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摆脱传统的道德准则，企图用语言表达无法表达的“虚无”经验，展示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特定精神。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也表现出否定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倾向，受到列宁的严正批评。

在20世纪初，陈独秀刊发专文抨击中国的虚无主义：

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道德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灵，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没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灵和老子学说则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可怜许多思想幼稚的青年，以为非到一切否定的虚无主义，不能算最高尚最彻底。我恐怕太高尚了要倒下来，太彻底了要漏下去呵！我以为信仰虚无主义的人，不出两种结果：一是性格高尚的人出乎发狂，自救；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堕落。一切都否定了，不自救还做什么？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论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险。（陈独秀：《虚无主义》（随感录八四），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

简而言之，作为一种思潮，虚无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否定存在（个性、社会、文化）的精神基础，并伴随自甘暴弃的颓废情绪。

中国当下的虚无主义，不完全是西方虚无主义藤上结的瓜，而是一个变种，一个新品种。我界定这种虚无主义，就是从根本上否认真理、正义、至善这些人类永恒的价值，把在世的物质利益作为恒定的最高价值，把享乐特别是肉体享乐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质言之，这种虚无主义者的人生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浮华享乐。这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虚无主义。因此，中国当下的虚无主义者不会有任何真正的信仰：他们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宗教徒。“神马都是浮云。”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在根本上既不遵循良知也不会承认良知。

虚无主义的幽灵徘徊在中华大地之上，像一个魔兽，不仅在腐蚀社会肌体，更重要的是在时刻噬咬、侵蚀中华文化本源性的价值观，这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长城，还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生长点，甚至也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石。从新文化运动百年历史的视角看当下中国的虚无主义，不仅令人担忧，还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虚无主义侵蚀的是中华民族本源性价值观

在当下中国，将升官、发财、享乐作为唯一人生目的，并不择手段去追逐、争斗甚至血拼的人，不只是在商界、政界、军界，也在文化界、教育界、知识界等社会各界。这种精神价值真空的虚无主义，在当下中国可谓无孔不入，或可谓无坚不摧，是当下中国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游荡在商界的虚无主义幽灵，腐蚀、摧毁的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而且是商业活动的底线：信用和信誉。诚信是商业活动的自然法，高于所有成文的法律条文。因为无论怎样细致和繁富的条文，都不能网罗一切商业活动而没有遗漏。“三聚氰胺”和进口汽车有毒装饰配件事件等等，说明法律条文的疏漏显而易见。但有毒食品和材料危害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假如让法律也来规定一些常识，例如“人不能吃人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中国人是否可以成为人类了。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商人，为了赚钱则可以无视这些自明的公理，不择手段，丧尽天良。在他们眼里，被有毒食品、药品残害的大众是微不足道，因为这些人连姓名都是虚无缥缈的；而为了圈地盖楼被强制拆迁弄得家破人亡的居民，不过是一群蚁蝼，上访、抗议甚至自焚者，更是他们的麻烦制造者，不仅不会引起他们的悲悯和同情，反而被视为心头之患。他们发财的主要手段是用金钱美色置换官员手中的权力。对于有些不甘下水的官员，他们则无所不用其极。从赖昌星到“北大方正门”事件，可以看到这些商人们用心之险恶、狠毒。说实话，只要被这些商人盯上了，少有逃脱其魔掌而幸免于其事的。表面上他们对这些官员极尽鞍马劳顿奉承之能事，心底里则把这些下水官员视作自己的犬马。

游荡在军政界的虚无主义幽灵，不仅损耗政府的工作效率，浪费巨大的纳税人钱财，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从根本上吞噬了“忠”这个从业者的精神。忠于职守，勤勉敬业，是职场、官场的基本要求。精忠报国是中国军人的魂魄。从中国传统的角度说，“门生”还要忠于人生知己的伯乐。虚无主义者也并非故意渎职或玩忽职守，为了升官他们也制造政绩和勤勉的表象，但只当利益需要，他们则毫不迟疑地丢弃责任感、道义感、历史感。现实担当、道德坚守、青史留名之类话语对于他们只是笑料。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用人民的长远福祉做交易，随意破坏百年民居、千年古迹、亿万年植被而毫不心动。为了升官，他们不仅与官场对手竞争，必要时也将他们的恩人出卖。他们与奸商勾结是一种内在的必然需求。因为，肉体的享乐是他们人生的最后支柱，做官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与商人的钱权交易和声色犬马，他们在官场的人生奋斗则毫无意义。

游荡在文化界、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虚无主义幽灵，不仅从社会精神层面解构了公共道德，还攻克了知识精英的立身之本：“诚”，即社会价值的最后堡垒。因此，这是对于民族精神和国家未来釜底抽薪式的摧毁。《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代圣人立言，是中国古代知识精英之座右铭。故《易传》云：“修辞立其诚。”“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几千年学人之理想范本。

失去立身之本的文化界虚无主义者，对于人伦底线的践踏会产生深层的影响而难以救赎。有偿新闻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某个无辜的个体，而是社会公理代言人的公信力。大众文化中制造的虚假“偶像”，是诱骗青年大众有害消费、歪解误读经典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官本位从体制上解构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正途，那么，一些媒体炒作的“学术庆典”则是从社会的层面颠覆了文学、艺术、学术之间的真伪界限，是损害中国文化发展的帮凶。

活跃在教育界、学术界的虚无主义者，顶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环，却从根本上放逐了真理和正义。一个虚无主义的科学工作者，为了名利肆意违反科学精神，甚至造假、欺诈，出卖尊严。所有的学术活动，例如项目评审和验收、评奖、制定发展规划等，都被他们视为利益交换。尤其是这些虚无主义者中的官僚，以争宠为目的，揣摩最高当政者旨意，观测风向，以便对症下药。这些“药”不是用来治国救民，只是迷幻当政者，实现自己的私利。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破坏是隐形而巨大的。发生在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事件，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标本。虚无主义还是一切真正科学创造的死敌，因为模仿就可以荣华富贵，与其用毕生精力去研发、创造，不如用数日、数月、最多数年的时间去模仿。百年前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其中深意非凡夫俗人可以领悟，确实至理。目下中国应该以此警策，让警钟长鸣！

可见当下中国的虚无主义者，不仅是一些制造有毒食品、药品的奸商，是一些贪腐堕落的政府官员，是一些触目惊心的军队的蛀虫，还有一些记者、编导、制片、明星、文化名人、著名学者、科学家……虚无主义者无所顾忌吹响的集结号，掀起了中国社会官商学一体的腐败大潮。

应该区别的是，虚无主义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利己主义。毋庸讳言，幸福生活是一般人生规划的总目标。一些世俗的社会价值，例如金钱、地位、权力，甚至功名和声誉等等，也可以使得一些人获得某种幸福感。为此奋斗的精神与利己主义不可能完全分离。然而，利己主义不否认真理、正义、至善等人类的永恒价值，故为此奋斗的人生不同于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与此本质的差异在于，他们要将所获得的一切兑换成物质利益，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和践踏人类一些永恒的精神价值。

虚无主义也不完全是反道德、反伦理的。因为，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会导致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敌视，因而不能实现虚无主义者在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虚无主义者对于伦理和道德的态度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社会舞台上给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伦理空间。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虚无主义者会用某些“善举”把自己扮演成道德楷模和伦理标兵，以此来获取巨大的物质利益回报。虚无主义也会参与一些宗教活动，但他们把宗教当作迷信，烧香读经只是希冀获得现世的平安和享乐。在这个节点上，虚无主义与精致的利己主义有交叉重合之处。

此外，虚无主义也不同于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与这种短暂的及时行乐相比，虚无主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享乐主义。然而即便如此，虚无主义者又不能达到彻底享乐的境界，因为虚无主义在心灵深处没有归宿。因此，我也怀疑一个虚无主义者能否获得真正的快乐。剥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层层外衣，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灵魂是肮脏、丑陋无比的。虚无主义者一般还有一个软肋，就是把自己的子女看作是实在的，看作自己生命的延伸和寄托，为此也不择手段为子女谋求福利。然而，他们仍然将虚无主义观念灌输给他们的子女，将他们的子女变成新的虚无主义者。

二战结束后，知识界的一些犹太人反思，给他们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除了纳粹，还有弥漫在当时犹太人中的利己主义。然而，利己主义的犹太人还相信上帝，为死后的安宁获得一种慰藉。中国当下的虚无主义者们连死后的慰藉也不会留下，只是疯狂地进行在世的享乐。

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古老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现代延伸。但是，经邦治国、青史留名等等，也曾经是一部分中国人之理想。这些人往往在民族存亡和大是大非面前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而当下中国的虚无主义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解构了“信”、“忠”、“诚”等几千年中国本源性的价值观，营造了一个广泛、冷酷的精神沙漠，正在蚕食、腐蚀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肌体上的恶性肿瘤。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人类的一种痼疾。中国当代虚无主义之诞生，具有先天的基因与后天的机缘。

蔡元培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第52页。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20世纪西方虚无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颓废、荒诞风格。这种虚无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在道德观念上。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基本上没有偏离社会道德规范，更没有突破共同道德原则的底线。这是因为在现代西方社会，宗教仍然是人们的精神家园，维系人们生活的根本理念没有动摇。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宗教不仅是西方古代也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宗教与学术体系是一个互补的整体，可以说是平衡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两翼。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 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中国亦不例外。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可见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然而，西周之后，统治阶级树立“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周公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制礼作乐”，理性逐渐主宰了社会生活，鬼神的影响力式微。从孔子以下，儒、墨、道、法等诸子各家，基本没有宗教神秘主义。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是西周以降几乎所有古代思想家的基本立场。因此，中国成为一个没有国家宗教的国家，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但是，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根本。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智识阶级尤其是“师”的行为方式，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圣贤思想通过“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层结构的是儒、释、道思想，其中儒家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因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是宣扬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孔子和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制度、教育和风俗习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分割的。

然而，中国古代智识阶级在历史上也出现过精神危机。

西汉时期，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刘汉的一统江山适合时宜地塑造了意识形态。然而，随之出现的儒学宗教化运动，导致西汉末期和东汉“谶纬”盛行，虚妄荒谬之事频发。随着汉帝国在黄巾大起义中的崩溃，儒学宗教化运动一并破产。从汉末动乱、三国鼎立到两晋南北朝，频繁而残酷的战争对于社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白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大规模的屠戮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践踏，在智识阶级中产生了生命的幻灭感。而政治王朝替代出现的弑君弑父现实，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学说在智识阶级心中树立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理念。于是在魏晋时代，谈玄风行，文人士大夫及时行乐，颓废堕落，荒诞不经。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英雄盖世的魏武帝曹操，在慷慨悲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外，还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人生虚幻的深沉感慨。这是那个时代智识阶级的集体心理。魏晋时期的智识阶级，正处于价值观崩溃的精神危机之中。这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虚无主义，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

不久，佛教进入中土，迅速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界，扫荡了这种虚无主义思潮。佛教不仅是芸芸众生的救世福音，是梁武帝等帝王贵胄的“心灵鸡汤”，也是智识阶级的精神寄托。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思想风景。当然，思想界仍然坚守儒家立场抨击佛学的声音始终存在，从南朝的范缜到唐代的韩愈为代表人物。后来的宋明理学、心学家们，则综合佛、道思想，建立了新儒学的宏大体系。新的儒家思想不仅是国家统治意识，也是学术的主体。“四书”成为科举的内容，读经是儿童开蒙的必修课，于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思想即是理学、心学。这种寓治国之策于修身之中的心性之学，在某种角度上更接近于宗教，至少成为一种中国式的宗教。沉浸在“格物穷理”或“心即理”之中的哲学家们，实质上引导着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历史发展。终于，大明王朝在满洲八旗凶悍马队攻击下轰然垮塌，王朝的丧钟也敲响了明末清初智识阶级的精神警钟，学界对于宋明心性之学的厌倦和唾弃几成共识。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习斋），是对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无情嘲弄。梁启超说：“阳明学派，在两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主流价值体系的崩溃，导致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出现第二次虚无主义思潮，大量色情文学的出现就是一个佐证。

然而，中国古代这两次虚无主义思潮，与当下中国盛行的虚无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作为中国人思想观念载体的儒、释、道本身，没有遭到致命的抨击。而读经、修身、科举进而做官，这个智识阶级的人生路线图依然如故。中国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也处于超稳定状态之中，两千年的风俗习惯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依然指导人们日常的生活。[1]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古老中华帝国大门之时。与声光电化科技一体的西方思想一旦涌入中国，古老中国的意识形态似乎不堪一击。在这种激烈的碰撞、冲突之中，在一片观念的废墟之上，中国新的虚无主义找到了滋生的温床。

中国当代虚无主义诞生之缘由

当代中国虚无主义不是横空出世，它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构的直接产物。中国的虚无主义者首先悬置了真理，因而否定了价值，然后再否认良知。

1.激烈的反传统文化动摇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价值基础。

新文化运动着眼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以及未来中国如何发展，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寻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基因，试图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它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旨归。从思想文化方面深层解剖中国，必然涉及到封建礼教，也必然涉及到孔子和儒家。因此，新文化主将们清理和抨击孔子和儒家是理所当然之事。“打倒孔家店”是其最激进的口号。这也是明末李贽和清初的戴震等思想家，抨击宋明心性之学末流的延续。戴震激烈批判理学家们“以理杀人”，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思想资源。明亡的历史与1840年以来的晚清历史，是这些过激思想的背景。救亡关涉到灭种，是激进思想的天生伴侣。这种对于儒家和传统思想的抨击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与孔子和儒家相关的文化遗迹也遭到毁灭性破坏。

暴风骤雨式的文化革命首先导致文化传统的断裂。世界上现代国家都是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上建立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基督教和日耳曼民族的观念和制度，完成了各民族的大转型和大整合，产生近代欧洲文化。没有一种文化是与传统断裂、决裂的。

文化传统的内核是价值观。因此，从根本上说，激烈的抨击孔子和儒家思想，是对于中国人本源性价值观的一次动摇和挑战，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而随着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农耕文明中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乡村社会逐渐解体，几千年积淀遗存在民间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因而出现整体性的崩塌。

因此，滥觞于新文化运动的激烈的儒家文化批判，实质上是对中国人道德资源的抽除。可见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把双刃剑。

2.“四部之学”的消解也是中国智识阶级人格修养道路的消解。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即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不仅经学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子学中的佛家、道家文献，也划入哲学、医学等学科之中。儒、释、道三家所承担的类似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自然消失。

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然而，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从逻辑上来说，中国不能仅仅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那样的现代化社会还没有先例。

从现实来说，随着中国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读经以修身的启蒙必修课，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今日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国学”研究，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而被普遍尊崇的“师”因此缺位。

“四部之学”的消解自然导致“读经”启蒙消亡，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修身虚无化，从而拆毁了道德人格建立的实践基础。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知识精英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虚无主义由此进入，正如入无人之境。

3.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虚幻的道德理想。

在摧毁旧道德的废墟上，20世纪以来中国也试图建立一种新道德。简言之，这个新道德的理想就是“大公无私”。然而，这种新道德的建构是通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实现的，并且具有强烈的清教色彩，从而被虚幻化。

新文化运动的名称本身就表明新与旧的对立。因此，现代中国思想的建构过程，始终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前行。这个二元对立中的关键词是：现代——传统，西方——中国，进步——保守，科学——迷信，民主——专制，新道德——旧礼教，而最根本的对立是新文化——旧文化。二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

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首先体现在社会政治层面：革命——反革命，中华民族——帝国列强，救国——卖国，无产阶级——反动派（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共产党——国民党，等等，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词，于是社会变革必须通过暴动、战争实现。两大阵营壁垒分明，胜利一方必须将敌对势力进行肉体消灭。当然，这其中民族抗战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生死搏斗，是中华民族为生存的正义之战。

在思想界亦是如此。20世纪初各种思潮争论，例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粹主义、三民主义等等，这些论战最后集中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焦点上，与共产党——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文化斗争互为一体。毛泽东将此概括为两条战线：拿枪的和拿笔的，所谓用刀杀人和用笔杀人。可见思想文化领域敌对观念的尖锐冲突和斗争，其重要性和烈度丝毫不亚于政治和军事斗争。既然思想观念当作政治问题，于是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处理思想争论，将思想异端置于死地。

在这个思维模式影响下，现代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模块化，壁垒分明，彼此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导致激进的思想泛滥。这种思维模式也影响社会每一个体，所有人的行为、生活方式甚至礼仪风俗，都标记上好坏、善恶、对错、美丑、新旧的标签，非此即彼，水火不容。可见这种思维方式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人们难以由此建立一个包容和开放建构的思想体系。

社会主义者在大陆建立了政权，不仅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激进的规划和目标，例如在物质上消灭了敌对阶级，实现土地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能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口号，也在思想道德层面提出“大公无私”的激进理念，文革中出现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将这个观念推向巅峰。

这种激进的思想观念，在战争和非正常政治运动的年代，能够动员大众，同仇敌忾，让人们掀起宗教般的狂热。但是，在正常的和平年代，则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大公无私”是圣人的道德准则，而“恨斗私字一闪念”可能是连圣人也不能达到的道德标准。用这样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普通人，无疑形同虚设，造假、虚伪的风气必然产生。激进思想下的道德必然虚化。

在摧毁了旧文化和传统之上建立的新道德是虚幻的，那么，虚无主义就会合乎逻辑地生存。

4.政治与道德绑架一体是对于行为道德主体的解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和历史构造，但政治和道德大致是分开的。每个朝代撰修前朝历史，对于那些忠君死节之士，哪怕是战场上的死敌，都给予旌表赞美，甚至追赠名号。厚葬值得尊重的敌手和前朝忠臣则是经常之事。这种做法建立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主体。无论这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哪个阵营，只要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准则，都是社会的道德楷模。

前苏联时期，斯大林开始污名化政敌。政治对手被描绘成社会公敌，还常常辅之以道德矮化、丑化和妖魔化，使之成为不道德的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成者王侯败者寇”演化得淋漓尽致。由此造成苏共内部的道德灾难，政治打手都首先把自己置于虚无主义的立场，因为有道德的人难以对正派人下手。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绞杀中，导致每个个体生命必须在政治上成功。因为，政治上成功了，即使道德堕落也没有问题。如果政治上失败，道德再高尚也不可能得到认可。社会于是只剩下一个标准，即政治标准。

现代中国在激进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政治和道德之间的界限逐渐混淆。在今日中国，所谓成功就是做官。而官阶本身如果不兑换成金钱则毫无价值和意义，也是虚无之物。官本位既是虚无化的手段，也是虚无化的结果。一个人的奋斗史就是卧薪尝胆争取做官，然后用权力交换金钱享乐，弥补自己吃的苦。只要政治上没有问题，这种享乐没有任何妨碍。保住官职就可以保住一切，道德即使有问题也无人指责。甚至一些道德低下者，如果政治上成功，也会得到掩盖，甚至有恶意的阿谀。如果政治上失败，道德上也是一无可取，即便道德高尚者也无人赞美。道德是虚化的。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是被一个虚无的目标指引，无论结果如何都是虚无主义的一生。

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捆绑一体，将政治上的对手在道德上妖魔化，社会因此失去行为道德主体。这是实际社会生活对于行为道德主体的解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批朝气蓬勃有理想信念的精英的创举。夏明翰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是这种理想和信念的最悲壮最豪迈的宣言。今日被判为死刑的贪腐高官例如郑筱萸、文强们，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虚无主义的报复。

令人担忧的是，政治与道德绑架也延伸到教育之中。如何把中小学生的品德教育与时政的内容很好地切割开来，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

重建本源性价值观和道德主体

彻底消除当下中国的虚无主义，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本源性价值观，重建道德主体。前者是思想家的使命，后者是政治家的使命。

从思想界来说，首先要清理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的目标是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流世界之中，为此不仅要富国强军，还必须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本源性价值观。毋庸置疑，在今日中国不可能重建类似西方社会的宗教，那么，从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重建社会的价值观是不二选择。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连续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中国人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深厚。为此，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的得失成败，是我们当下的先修课程。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与反孔、反儒等同起来是片面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于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甚至一些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者，也是出于深爱传统文化的反常之举。从这个视野来看待孔子和儒家思想，则可以昭示出其中的极为复杂和深刻的问题。

但是，简单而原封不动地把孔子和儒家思想直接作为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可能的。而如何取代古代学术实质上承担的宗教功能，涉及到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建设，涉及到整个教育体制，涉及到社会文化的整体建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实质则是对于古今学术的“乾坤大挪移”，给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冯友兰认为“这是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指出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蔡元培为中国建设新文化提出的重要建议。”（同前。）康有为曾倡导建立儒教，我们在剥离开这个事件的具体历史背景之后，应该考量这个意见的社会价值。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当下面临的艰巨复杂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与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先贤对于旧礼教的批判并不抵牾、矛盾。相反，经过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文化，而是一种根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文化创造。因此，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会展示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使人类的现代世界呈现一种多元文化的辉煌图景。

中国当代的政治家们，应该站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来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历史性的推动。这是一种使命，也是三千年一遇的机缘。

2015年9月6日初稿於潜白堂，风烟俱净小阳秋。

9月28日修订，秋雨绵绵。

全文刊载于2015年10月22日《中华读书报》，此处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