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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学堂里的虚无主义幽灵

 

章启群

 

燕京学堂在全球招收了99名学生,9月就要正式上课了。在海内外一边倒的质疑、批评风暴之中,这个连名称都有辱北大并涉嫌侵权的项目,其所有的合法性和价值取向几乎荡然无存,可谓千夫所指。然而北大的主事者们依旧岿然不动,我行我素,展示出一种“浑不佞”的态度。他们的策略是既不论证,也不反驳,更不停止运作,甚至违反教育部学位工作的相关法规也不收手。于是人们不禁要追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关于燕京学堂,人们讨论的问题域大约是“中国学”、“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如何将北大办成世界一流”、“中国文化本位”等等。世人其实不知,这些学理层面的讨论对于北大这些主事者们来说完全是隔靴搔痒,他们绝不为之所动。因为,燕京学堂事件中游荡着一个幽灵,一个游荡在北京大学的虚无主义幽灵。与虚无主义者讨论学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讨论真理层面的问题,显然是十分迂腐可笑的。所有关于未来民族国家前途的担忧,甚至关于子孙的因果报应等等,都不能穿透这个虚无主义甲胄,不会对这些虚无主义者产生任何效果,哪怕是一丝的感动。这些虚无主义者在意的是什么东西呢?

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我们知道,燕京学堂主事者们都有行政级别,而且比北大一般院系的级别要高。同时,燕京学堂的基金8亿元人民币,每年有4000万人民币的经费,教席薪水是国际标准,主事者们的薪水自然也是国际标准。目前北大普教授的薪金大约只有美教授的三分之一。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北大这些主事者们不顾海内鼎沸,甚至不怕千古骂名如此卖力推动开办燕京学堂的根本动力:官阶与金钱!巨大的物质利益让这些主事者们忍声吞气、有时也低声下气地苦熬、僵挺,他们也可以说是顽强执着的“追梦者”。只有这个升官发财的梦幻受到威胁,他们才可能妥协、退让。一个鲜活的例子是,沉寂几十年的北大学生在燕京学堂的选址问题上,被校方的愚蠢行为彻底激怒了,眼看他们的愤怒马上转化为蓬勃的校园学生运动,燕京学堂即将化为乌有,这时,虚无主义者们妥协、退让了,立即宣称改变选址,平息了这场学生风波。

因此,我所谓的虚无主义,就是从根本上否认真理、正义、至善这些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而把在世的物质利益作为恒定的最高价值,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简言之,虚无主义者没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浮华享乐。这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虚无主义。由此推断,虚无主义者不会有任何真正的信仰,他们既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宗教徒。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在根本上既不遵循良知也不会承认良知。

应该区别的是,虚无主义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利己主义。毋庸讳言,在很多人生规划中,幸福生活是总的目标。一些世俗的社会价值,例如金钱、地位、权力,甚至功名和声誉等等,也可以使得一些人获得某种幸福感。这种个人奋斗的精神与利己主义不可能完全分离。然而,这样的人生与虚无主义无关。因为,利己主义不否认人类的一些永恒价值,例如真理、正义、至善等,故为此而奋斗的人生不同于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也不完全是反道德、反伦理的。因为,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会导致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敌视,因而不能实现虚无主义者在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虚无主义者对于伦理和道德的态度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此外,虚无主义也不同于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因为,这种及时行乐是短暂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享乐主义。即便如此,虚无主义者又不能达到彻底享乐的境界,因为虚无主义在心灵深处没有归宿。透过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层层外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灵魂是肮脏、丑陋无比的。虚无主义者一般还有一个软肋,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子女看作是实在的,看作自己生命的延伸和寄托,为此也不择手段为子女谋求福利。然而,他们仍然将他们的虚无主义观念灌输给他们的子女,将他们的子女变成新的虚无主义者。

游荡在燕园的虚无主义幽灵,对于我们社会的破坏是隐形的和无与伦比的。因为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是社会良知的最后防线。设想一下,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成了虚无主义者,人类的灵魂将会如何处置?由于北大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在北大掌握了一些权利的虚无主义者们对社会的危害更深、更大。他们以争宠为目的,揣摩最高当政者旨意,观测风向,以便对症下药。这些“药”不是用来治国救民,只是迷幻当政者,实现自己的私利。从影响中国长远未来的角度来说,这些学界官僚中的虚无主义幽灵,其潜在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百年前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其中深意难以为一般人领悟,然而确是至理。目下中国应该以此警策,让警钟长鸣!

不过,笼统地说燕京学堂的主事者们都是虚无主义者,是有失公允的。他们之中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说起前校长王恩哥,他在这个事件中被推到风口浪尖,倒是有几分无辜。因为,对于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作为物理学家,他的知识不比一个高中生强多少。一个对此项目内容几乎无知的人,为此决策拍板,是他个人的悲剧,实际上也是这一个体制的悲剧。也许王恩哥对于北大人文科学也想有所作为,但是他对于北大人文学科的状况根本不了解。当然这也是至少30年来北大首长无视人文学科的惯性使然。30年来的北大校长书记们,就像国家领导人那样,在重大节日时礼节性拜访人文学科的几个招牌人物,平日大概只是听取各院系主任书记们的汇报,内容无非是排名、获奖、项目、发表著作论文数量等等。其实,这些东东与真正的学术基本无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教育部的评比中,北大哲学系比人民大学哲学院曾以领先0.7分的优势而获得第一名!虽然年年北大在这些数字上仍然辉煌,但是人文学科的衰落却势不可挡。中文系除了一两个学科之外,其余都落后于人。哲学系的金牌学科中国哲学,今日也无可辩驳沦落到了二流的地位。而真正的学术巨匠裘锡圭教授离开北大事件,至今无人真正检讨和反省。在这样的决策和运作的体制下,王恩哥所搞的燕京学堂,只是听任身边几个官僚闭门造车,失败和背骂名是必然的。《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正是此之谓也。

假如北大要模仿清华的苏世民学院,只是建立一个管理类型的国际化项目,事情就很简单。因为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完全可以胜任这个项目,管理模式和师资都驾轻就熟。但是,那样的话,也就与人文学科无关。然而,王恩哥的决策让人文学科扮演了主角。因而这个项目设计的核心智囊,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在燕京学堂讨论中专家学者提出了众多问题,实际上遮蔽了燕京学堂设置的一些内在思路和逻辑。被现代广告艺术和营销策略描绘的天花乱坠的燕京学堂,其实是三个元素构成的:一是欧美大学的东亚系,二是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三是北大哲学系的“乾元国学”。东亚系在西方大学中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院系,所设置的课程极为庞杂,无法定位于一个具体的学科,即使用“汉学”、“东方学”也不能涵盖东亚系的所有课程内容。孔子学院基本上与严肃的学术无关,只是开设一般中国文化的课程,例如京剧、美食以及日常汉语等。“乾元国学”是北大哲学系与一个民营公司合作的培训机构,课程主要是中国哲学、宗教、艺术方面的,对象是对于国学有兴趣的各种成年人,有企业家、官员、职员等等。它与哲学系的全日制学生的正式教学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这三个机构与真正的中国文学、历史、考古、哲学、宗教的关系,只是大众文化层面的,根本不具有学术性。因此,燕京学堂试图通过这三个元素实现“中国学”硕士培养的学术目的,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样的设计和办学思路,一方面是迎合官方的口味,另一方面,或者说最根本的,就是决策者对于中国学术的隔膜。

说来人们不相信,燕京学堂项目和课程的主要设计者,其实对于中国学术还差很远的火候,只是个半坛醋。当燕京学堂的课程设置一经公布,北大文、史、哲、考古院系与此相关的教授们都大跌眼镜。耿介慷慨之士勇敢直言,指出其荒谬和肤浅之处,而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感到无奈甚至绝望。所以,为燕京学堂辩护者寥寥无几,几乎都是利益攸关者,就毫不奇怪了。他们非把“哺乳动物与毛刷子”说成同一物,不仅是无知,而且昏庸,所谓利令智昏也。

北大的主事者们远未料到燕京学堂事件在北大、全国甚至世界华人之中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对声浪,这是因为他们是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只看到自己每年会增加几十万的真金白银收入,以为有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不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知道一些永恒的精神价值在世人心中的位置,不知道思想和精神的伟大力量。有良知的人们尤其是北大人对于燕京学堂项目愤怒的原因,正在于燕京学堂不仅撕裂了北大学生的平等身份,倒置了人文学科严肃的学术评价体系,还粗暴践踏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尊严。它对于北大精神的亵渎和嘲弄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展示了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由此产生的恶劣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因而,燕京学堂将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梁效”一起,成为北大之耻而永载史册。毫无疑问,这些虚无主义者也定将“名垂青史”!

燕京学堂只是北京大学诸多荒诞事件中之举世瞩目者。从燕京学堂事件中飘荡出来的虚无主义幽灵,可以看出虚无主义在北大具有广阔的市场。虚无主义不仅是当前北大之大患,也是中国之大患。

一百年前,陈独秀刊发专文抨击中国的虚无主义,称“我敢论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险。”(《虚无主义》(随感录八四)《新青年》第8卷第1号)从新文化运动一百年的历史视角看当下中国、尤其是北大的虚无主义,不仅令人痛心疾首,还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然而,行走在燕园中,每次路过蔡元培先生塑像前,我都看到人们进献的美丽鲜花。这让我在赞叹之余,还有一种鼓舞。北大,中国最早的大学,五四爱国主义运动的发源地,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摇篮,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堡垒,她如果坍塌了,中华民族将何如?

 

 

 

 

初稿於20147月,201569草成,731下午定稿於巢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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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

章启群

12篇文章 5年前更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99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和荷兰莱顿大学访学。最初对西方美学发生兴趣,后来用力于哲学解释学甚多。1994年转入中国古代思想研究。近期发表的《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探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这一重大问题,并试图论证处于历史巨大转型期的秦汉时代,其思想、学术、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在根本上都受到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思想的支配。这个理论实质上至少重构了已有的秦汉思想史研究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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